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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文艺界名人来青活动片断
来源: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集萃      作者:周宜逵

  30年代末期,祖国大地燃烧起抗日的烽火,民族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当时,文艺界的著名人物,或以个人名义,或率领文艺团体,陆续来到青海。他们抱着“拓荒者”的志愿,想把抗日救国和新文化的种子播撒在青海高原上。尽管声势不大,规模很小,却把沉睡着的古城人民唤醒了,并且把一批有为青年和文艺爱好者引进了抗日救亡宣传队伍的行列。笔者自己当时亲自参与了一些文艺活动,亲眼看到这些文艺战士虽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限制,没有能够发挥工作中的应有效能,但是他们襟怀坦白,公而忘私,为工作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们可贵的民族气节,自我牺牲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所记录的人士有:老舍、李朴园、沈逸千、郑君里、韩尚义、吴晓邦、崔超、王云阶、吴樾萌以及老画家张大千等人。他们从1937年到1945年先后来到了青海。现按年序分别记述如下。
  
  老舍原名舒庆春,又名舒舍予。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他为祖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多贡献。他的著作很多,有小说、戏剧、曲艺、诗歌、杂文等。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大概是深秋季节,他在兰州作过一些学术活动后,怀着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极大兴趣,不辞辛苦,来到西宁。当时西宁部分教师和热爱文艺的一些青年,已经熟知老舍的名字,曾阅读过他的《四世同堂》、《老张哲学》、《骆驼祥子》等著作。老舍到青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经几个学校的联合邀请,他在当时西宁第一中学南楼楼下礼堂,为教师和学生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题为《什么叫新文学》。他知识渊博,讲话通俗易懂,幽默风趣,运用诙谐的语言,使听众的情绪始终活跃热烈。围绕抗日救国问题,他号召:“不分男女老少,有文化的人都拿起笔来,写民族团结,写民族仇恨,写保家卫国。”他讲到:“不抗日无以图生存,不团结无以图救国”时,慷慨激昂,表达了高度的爱国热忱。他对新文学的精辟的讲解,古今参照,文白相间,给人以耳目清新之感。之后,《青海民国日报》编辑郭也生负责组织了爱好文学的青年约10多人,在老舍的住处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老舍讲了《怎样写作》。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艺工作者不应有‘治国安邦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的思想,应该走到时代生活的前面。”他这些睿智地论述,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在这次座谈会上,我们才晓得老舍是满族,他正是以少数民族的面貌,才比较顺利地取得了当时青海省政府的同意来西宁的。他在西宁住了约一星期,曾去塔尔寺一游。老舍在青海的时间虽短,可是对西宁文化界震动很大。他走后,学校里学生自办的文艺小报接踵而出。唯一的地方报纸也开辟了文艺副刊,一时文艺写作蔚然成风。老舍之来宁,对西宁文化教育界,可谓久旱降甘霖,极其适时。
  
  沈逸千画家。杭州艺专毕业。当时他在抗日大后方。为了记录后方人民的抗日救国情景,足迹跑遍华北、西北各省,作了大量的写生作品。发表在各地报纸上。也很快成为人们熟知的写生画家。1939年夏,他来西宁,据他说是专门来画藏族人民生活的,前往塔尔寺作了许多画。他想去青海湖写生,没有得到当局的支持,遂改变计划,徒步奔波于西宁四周的二、三十华里内,收集大量写生素材,常常不顾休息,在野外、街头作画。饥渴时吃点干粮,临时到附近找点水喝,又去坚持工作。有时下雨天,他也外出写生。不畏艰苦、热爱艺术的精神,使人们永记不忘。离宁前,他将在外地画的作品和来宁后的作品整理近百幅,举行了一次画展。他的作品题材新颖,木炭、铅笔素描和水墨画功力都很深。特别是他用粗质的桑皮纸作画,粉墨并用,笔意简炼,别具风格。所作人物、动物写生,均极生动,活跃纸上,赢得群众的赞赏。他行前,表示非常遗憾的事是能到牧区去更多地画些藏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牧区风光。流露出对边疆大好河山的深深爱恋之情,也表示要实现旧地重游的愿望。可是,几十年之中,再也没有听到他的行踪和信息。很可能离开人世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我们深深怀念他。
  
  郑君里著名电影导演和演员。他在1940年冬季,率领一个电影摄影队,来青海拍摄《塞上风光》影片。同来的有摄影师兼美工设计韩尚义等4人,住西宁昆仑旅社。他们此行主要目的是要到塔尔寺拍摄镜头,时间商定在农历正月十五塔尔寺灯节期间。恰好这时西宁刚刚成立一个“儿童抗战剧团”,郑君里热情地提出要这个剧团的孩子们协同他们一道去塔尔寺,准备让儿童剧团作些宣传演出,为《塞上风光》影片增加些镜头。经当局同意后,电影队、剧团,一行30余人从西宁出发,冒着凛冽的寒风,坐着马拉大车,沿途兴致勃勃。郑君里他们有时跳下车跑步,有时在车上带领孩子们唱歌,大伙儿不觉冷累,很快抵达目的地。当晚在住地,君里不顾疲劳,连夜在油灯下编写影片拍摄计划,和他的战友们聚精会神地研究各种拍摄方案,直至深夜。翌日,他们立即投入拍摄工作,儿童剧团作广场宣传演出。整整4天时间,郑君里和同伴们每天从早到晚,辛勤的奔波在塔尔寺周围的山上山下,拍摄寺院的外景,拍摄群众场面,拍鲁沙尔镇庙会市场,拍藏族人民的舞蹈唱歌场面,拍山野风光,拍儿童剧团的演出活动。有时他们在山头,有时俯卧平地,有时爬上屋顶。在寒冷的气候中,始终保持高昂的热情,一丝不苟地顽强工作。后勤人员在山坡营地准备的饭食,他们常常顾不上去进食。为了把群众场面拍得理想一些。君里手提喇叭筒,四下里和摄影师联系,向群众喊话,指挥群众的行动。他的嗓子喊哑了。嘴唇裂开了,面孔及浑身上下沾满了灰土泥巴,他仍不知疲倦地东奔西跑。显然是塞上景色对他们的诱惑力太大了,贪婪地猎取着拍摄的对象。郑君里情不自禁地笑着说:“这里的山野太美了!”“藏民的形象也很美,拍几个镜头好极了!”大家钦佩他们强烈的事业心和饱满的乐观精神。君里在百忙中很关心“儿童抗战剧团”的孩子们,常来看他们演出的活报剧,听歌咏队的演唱,还随时指导孩子们的动作。他认为这个剧团好好培养,很有发展前途。一个晚上,他特地向剧团负责人提出,让这个剧团到外省去作巡回演出,扩大工作范围,可以得到更多的锻炼,提高文艺演出水平。同时,他提出团里应增加表演和音乐基础课程,系统地给演员教些基本知识,有计划地培养人材。他表示愿意回内地后为剧团提供素材。他的建议,使大家深受感动。后来,给演员教基础知识一事,剧团尽力做了一些,到外地演出一事,未能实现。可是,大家记着君里的嘱咐,争取到了能够去本省境内一些县城演出的机会,收获也不小。郑君里他们来青海,在高原上洒下了勤劳的汗水,浇灌了青海文艺的幼苗,他们的形象和精神,永远是文艺工作者的榜样。
  
  李朴园画家、戏剧艺术家。杭州艺专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到重庆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后来被派为西北抗日戏剧宣传队第八队(简称剧宣八队)队长。他率领这个队在陕、甘、宁、青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成绩颇著。1941年春暖花开季节,他带领该队来西宁,住昆仑旅社。这个宣传队有大型话剧《雷雨》、《日出》、《野玫瑰》、《雾重庆》等;小戏有:《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有:《保家乡》、《大刀进行曲》、《抗日游击队歌》、《流亡三部曲》和《黄河大合唱》等,都是当时抗日大后方流行的名剧名曲,也有相声、快板等小节目。还有李朴园主编、主绘的“抗日漫画展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他们的演出,使青海人民大开眼界,对落后于形势的青海抗日宣传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剧宣八队在西宁住了20多天,曾去塔尔寺一次。在省府大礼堂为群众公演两场,在山陕会馆公演两场。大戏只演出《日出》一剧,主要演出小节目。其中《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效果很好,每次都是轰动全场。《保家乡》、《流亡三部曲》这几支歌很快在西宁流行起来。相声是西宁观众第一次见面,形式内容很新鲜,很受群众欢迎。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在鲁沙尔镇街头演出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时,演员事先化好妆,混杂在四周观众当中,当戏演到卖唱小姑娘遭到老头毒打时,观众中的演员一哄跳进场子,围着老头。观众也蜂拥挥拳入场。此时群情激愤,全场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团结起来抗战到底!”演员和群众溶为一体,这种形式的广场剧,教育人民群众收效最大,感人最深。剧宣八队在西宁演出的效果很好,群众都希望他们多演些时日。李朴园曾向青海省政府秘书长和陈显荣提出要求,想带宣传队去牧区和外县继续演出。另外,他根据学校的要求,提出组织部分学生排练小型抗日节目,学唱抗日歌曲,以便推广。这两项建议均被拒绝,李朴园非常愤慨。他们抱着满腔热忱,想多做些宣传工作,多出些力,结果却遭到如此冷遇,真是如同他说:“泼一桶冷水!”他们看出青海当局对他们的工作并不支持,甚至有些厌烦,李朴园决定不多待时日立即东返,原本决定临行前的一场招待演出也停止了。行前,李朴园告诉我们,来西宁时,在甘肃就有人提醒他们,到青海开展工作不容易,弄不好要受委屈。我们觉得很同情,很遗憾。李朴园和我们握别时说:“我们再来青海是不可能了,希望你们到外地和我们见面吧!”我们感谢他们在西宁为抗日救国文艺宣传作出了很多贡献。
  
  崔超戏剧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兰州搞戏剧宣传活动,后来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者,组成“西北剧团”,演出一些大型话剧,如《岳飞》、《钗头凤》、《洪宣娇》等等。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崔超率领“西北剧团”来西宁公演,原计划演“岳”、“钗”两戏,结果马步芳对这些戏不感兴趣,只准演《钗头凤》一戏四场,四场中规定招待两场,卖票两场,由于入不敷出,阻挠太多,“西北剧团”演完《钗头凤》后便离宁返回。这里值得记载的是,原“儿童抗战剧团”被马步芳改为“儿童剧团”,取消“抗战”二字。该团迎合其口味,全部演出一些歌舞节目。崔超和他的同伴们看过“儿童剧团”的演出后,认为国难当头,演这种花鸟蜂蝶的黄色歌舞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应该演出鼓舞抗日斗志,振奋救国信心的有时代气息的节目。他们还特意介绍著名的重庆“孩子剧团”,是怎样搞抗日宣传的生动事迹。还提出要培养孩子们独立工作、独立生活的能力,教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这些建议自然不切合当时的具体环境,可是他们的良好用心,我们是很理解的。“西北剧团”在宁期间为了给“儿童剧团”作示范,曾经派出五六个人,到中心小学操场演出一场抗日小节目。他们从化妆到演出歌唱、伴奏、每人都参加都上场,又拉又唱又演戏,人人都很熟练。人力利用得好,发挥了各自的艺术专长,给人以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深刻印象。无疑这是抗战时期,节约人力物力、收效很好的宣传形式,他们称之谓“小地雷”。因为人少,效果大,易于在群众中开花结果。据说,日本鬼子很怕这种宣传方法。可惜西宁没有能够普及。往后几年,那些黄色的不伦不类的歌舞,依旧充斥于西宁的舞台上,也没有能够摒弃掉它,换上有是时代气息的东西,辜负了崔超他们的忠告。
  
  吴晓邦著名舞蹈家,日本留学生。当时有“男吴女戴”之称(指戴爱莲)。他和夫人盛婕于1945年秋来青海观光,无意作任何艺术活动。抵宁后,他表示希望能到少数民族地区观光。适值西宁的剧团排演歌舞节目,闭门造车,搞不出什么新东西。经西宁文艺界人士面请,吴晓邦慨然应诺为剧团传授舞蹈技术。遂以剧团男女团员为主,再增选一些学生,成立了“舞蹈训练班”,地点在原省政府礼堂,每天教练舞蹈基本动作4小时,时间暂定两个月。吴盛夫妇非常热心地进行讲课,作示范,教练基本功,他们有深厚的功底,技巧娴熟,教法得当,学生进步很快。在此期间,举行了几场晚会,由吴晓邦夫妇主演,学生们也参加些节目。吴晓邦和盛婕演出的“进军舞”、“思凡”、“扇舞”等,寓意深刻,演技超凡,深深吸引住观众的心,真是名不虚传。据吴晓邦谈,“舞蹈训练班”的学生,学习很踏实,进步很快,他很喜欢,产生了开办“舞蹈学校”的念头,他很有信心办好,认为只要办得有成绩,外地学生也会来这里。他们二人积极赶作计划,热情很高。谁料这样一件好事又成泡影。一次在训练学生时,马步芳和几个随从人员来场观看。吴晓邦在谈话时乘机提出办舞校一事。马步芳回答说:“训练班办完了再说吧!”态度冷淡。后来吴又把计划呈交上去,再次希望成功,结果如石沉大海。当时突然传出一段摇言,怀疑吴晓邦是共产党派来的。吴、盛二人虽未察觉,个别人出于对吴氏夫妇的关切爱护,密劝他们尽快离开西宁为妙。“舞蹈训练班”随之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吴晓邦夫妇很快就东下了。后来听说吴晓邦确是去了延安,献身于革命事业。
  
  王云阶音乐家。1946年冬来西宁。他夫妇二人是当时青海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从上海请来担任音乐教员的。到宁后被安排住在北郊香水园马公祠。工作是以担任青海女子师范学校音乐教员为主,兼任其它学校教员。王云阶是一位在音乐作曲上有很深造诣的音乐家,他极为熟练地掌握了各种键盘乐器。对西宁音乐界来说,是一位难得的教师。他到西宁后,首先举行了两次小型音乐晚会,大家欣赏了他的钢琴演奏技巧。以后,他曾为一些音乐工作者和爱好者召开几次座谈会,主讲《音乐教育法》和《作曲常识》。王云阶当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工作热情很高,他为学校和剧团创作了不少歌曲和演奏曲。除教课外,他还为学校编学文艺节目,辅导学生的课外文艺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事业心很强。为人刚直不阿。这样一位很有作为的音乐工作者,本来应该是很好的团结他,支持他,使他发挥才能,为青海文艺教育事业多做些贡献。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并不爱护这样的人才。加之一些心胸狭窄的人忌妒他,排挤他,最后使他灰心地离开青海。
  
  张大千著名国画家,1943年来西宁,由赵守钰接待,住民治街赵寓。张大千在甘肃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为时颇久,收获至丰。据他说来青海是应友人之行,来看看塔尔寺佛像,并搜集寺院的壁画资料。他在西宁为一些国画爱好者挥笔作了不少作品,也作了少量大幅山水画。笔者曾听说他为李衍之、周逸萍等人谈论国画技法,深入浅出,侃侃而谈,听者受益非浅。还看他画敦煌壁画仕女图,着色勾线有独到之处,他的山水画很有气魄,自成一派,所谓“南张北溥”(指溥心畲),名不虚传。唯住宁时日不久,即行他去。
  
  吴樾荫歌唱家。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他对西洋声乐很有研究。来宁后曾参加晚会演出二次。他唱西洋歌剧名曲和自编的一些歌曲,如《农家乐》等,很受群众欢迎。当时因他要出国,故未久留。
  
  以上诸人,大都是当时国内文艺界知名人物。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实践经验。他们来青海,都是出于热爱祖国,热爱艺术,发掘文艺宝藏,浇灌文化园地,发展抗日救国事业的崇高目的。这些人无私无畏,不为个人名利,不避艰难险阻,长途跋涉来到青海,为文艺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播下的新文化艺术的良种,在平凡的事业中显得很不平凡,很值得我们追念。
  
  时过几十年,过去那些黄色的靡靡之音和粉饰生活的那些作品,早被人们谈忘遗弃。而象老舍、郑君里、李朴园、沈逸千、吴晓邦、王云阶等几位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的生活工作作风,至今仍鲜明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更使人不能忘怀的是,这些艺术家出于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在不利的环境之中,并不“知善不荐,闻恶无言”,也不“隐情惜已,自同寒蝉”。他们不怕担风险,为了工作,为了事业,大胆设想,大胆建设,他们目睹周围一些庸俗、落后、腐朽的东西,勇于针砭指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透过他们在西宁的坎坷遭遇,可以想见当时的统治者是怎样阻挠新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但是,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数10年之后,青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海的文艺园地繁花似锦,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等专业人才辈出,硕果累累,艺术创造争芳竞艳,这是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政策的丰硕成果。我们在喜庆我省文艺新成就的时刻,更加缅怀抗战时期来青海的几位文艺界知名人士。

(作者周宜逵解放前在青海文化教育界供职)
 

(1980年5月13日)

  
  

多杰热旦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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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成作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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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青加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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