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
   
用户名  密码
 
搜索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文史资料
 
 
国民党派系在青海的斗争
来源:      作者:薛文波

    
  (薛文波:作者时任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执委会委员兼书记长)
  
  一
  
  
  国民党在青海的正式活动,开始于1928年冬CC系的田昆山。田以甘肃省西路党务视察员名义,先成立办事处,旋又改为青海省党务筹备处,是为国民党在青海设置省级党务之始。后来为马步芳豢养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马绍武,以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的资格,主办了青海党务。马既是CC系正派人物,又是马步芳的亲信,左右逢源,青海便成为CC系的重要基地之一。马绍武度量狭隘,虽是同一派系的人,利用马步芳的势力,也是矢志排挤,不遗余力。以致先后派到青海的CC系分子,都不能长久呆下去,纷纷离职。因之国民党中央对青海党务人员的派遗,一筹莫展。不久,特派员办事处改组为省党部,马绍武仍主其事,国民党中央想“以回制回”,派马焕文为省党部书记长。马是河北省定县回族,属于CC派系另一支张厉生为首的成社分子,即遭到马绍武和郭学礼、谢士英等的攻击,不久离青。其时朱家骅为染指青海,派王文俊为中英庚子赔款委员兼任青海设立的湟川中学校长,是为朱家骅系在青海活动的第一人。王是湖北人,留德学哲学。在办学期间,受尽了委屈。1934年3月,国民党中央改组青海省党部,朱家骅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派我任执委兼书记长,自然是在青海朱家骅系的一分子。朱家骅本是CC系骨干,由于从各方面招纳力量,便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成了自己的一个新派系。朱家骅以不足与CC系陈果夫、陈立夫对抗,朱就联络接近蒋介石的权要人物戴季陶以自固,因之又称为戴朱派。
  
  朱家骅是德国留学生,回国后一帆顺风,扶摇直上,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校长,还担任过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组织部部长。他网罗的人物,大半是留德学生。当时戴季陶高唱“开发边疆”的调子,朱也亦步亦趋,并收揽了一些民族宗教人士。据我所知,有蒙古族的李永新,维吾尔族的艾沙、马赋良,回族的杨敬之、吴正桂和我。朱家骅既形成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自然引起了内在的斗争。在二陈看来,以朱自成一系,分庭抗礼,势必除之而后快。而朱以羽翼已成,不甘示弱,及时展开反攻。因之两系虽同出一源,却彼此倾轧,势如水火。积时一久,一谈到CC系就意味着是二陈直接领导的一个派系。朱家骅系的分子也就将自己一系来自CC系的老根子冲淡。CC系本是蒋介石最倚赖的派系,当时流行着“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可以想见其亲近和重要性。为什么蒋又让朱家骅出人头地,自成一系?原因是蒋为利于自己的统治,不惜以朱制陈,唯我是用,如果下面没有矛盾,倒使他不安于位。那时蒋的对外政策,也不是一味投靠美帝,还想走德、意法西斯路线。朱是留德学生,对朱的重视,也是倾向对德路线的启示。朱之得以自立派系,便成为蒋全盘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家骅为求政治上的发集,自然要与CC系对立。朱系的成员也为了自己本身的攀龙附凤,飞黄腾达,不惜摇唇鼓舌,各显其能。以致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某次朱的部下田培林对朱说:“陈家对我们施行压力。”言次非常气愤。但朱指责田说:“年轻的同志说分派分系,倒也罢了。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也人云亦云,很不合适。”可以想见朱在与CC系对立中所取的政治态度。平时朱系为对抗二陈,往往与复兴社联成一气,壮大声势。它们彼此间的矛盾虽不因此而松懈,可是一遇到与CC系矛盾,便站在一条战线上。在青海出现的一件事实是:朱家骅系遭到CC系的攻击,复兴社立即合作,朱家骅系的王文俊出任复兴社分子为中心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青海支团部干事长,就说明了朱系与复兴社的密切关系。
  
  二
  
  1939年我访问近东、中东各伊斯兰教国家归来,任军委政治部中校部附。经杨敬之的介绍,朱家骅批准我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并由曾养甫和梁寒操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朱当时兼任训练团党务处长,个别谈话中曾谈到艾沙等人都是他的学生,朱对我表示好感,我也就以他的学生自居。训练团结束后,任我为中央党部秘书处特种经济调查处的总干事。1940年10月,组织部交际科长马赋良透露一个消息,他说:“朱部长打算派你到青海工作。”我一时感到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几天之后,朱家骅果然对我说:“派你到青海去。当然,在那里工作是比较困难的,过去派了几个书记长,都和马步芳处得不好,先后回来了。我想你去很合适。”我就回答说:“别人做不好,我也怕做不好,在青海我又没有一点人事关系,感到很孤单。”他没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说:“已经决定了。”不容分说,就把我送出客厅。过了几天,又叫我去谈话。我又提请考虑另外人选,朱很不高兴地说:“这是党的命令,必须服从。你只要把党的牌子亮出来,就很好。”还指出:“马步芳和中央貌合神离,要帮助他像个边疆大员的样子。”随后正式任命我为青海省党部执委会委员兼书记长。许多人都认为我只有一年多的党龄,居然一跃而为一个省党部的负责人,真是很少见的事情。我和一些回族朋友商量,认为西北毕竟是回族较多的地区,能够多住几年,可以打出一条回族活动的路子。有一位朋友说得更具体,他说:“马步芳是个回回,我们同族同教,不帮他还帮谁?”这个话确实打动了我。唐柯三先生还嘱咐我“少露锋芒,别叫嚷回族运动,以免惹祸。”当年12月,我离开重庆前,组织部秘书主任王启江问我:“你对党义有无研究?”我说实话了:“没有好好读过,仓卒间想读也来不及。”这时朱家骅已打电报给马步芳,介绍我曾到过近东回教国家,以增加我的身价。以后我听说马步芳不过置之一笑而已。其时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也给我写了介绍信,并叫我去安心工作。路经兰州时,西北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拜伟介绍我见了朱绍良,朱对我说:“在青海工作要谨慎。环境固然困难,但个人的做法也有关系。马焕文去任书记长不能呆住,就是一个例子。”我到青海后没有受到欢迎,就住在原是一座古刹的省党部里。省党部的人员都有家,显得我孤凄单调。平时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时间就消磨在图书馆和湟中公园。早晚孤独一人,百无聊赖,这种恬静的生活,就像苦修僧一样。我看这种摆布,不过是使我受不了奚落,不想走也就走了。可是想起了白崇禧、朱家骅不要我老早就回来的嘱托,又怕朋友对我讥笑,就咬着牙根忍受下来。究竟怎么办?于是多次向省政府秘书长陈显荣接洽,要求见马步芳,不久马就接见了我。初次会面,看到马步芳留着伊斯兰教式的长胡须,穿长袍,戴回族惯用的黑缎平顶帽,简直像个伊斯兰教的阿訇。人们都说青海民族宗教气氛重,看来果然不错。他对我说了些客套话,我将白崇禧等的介绍信交给他。当时党政机关的负责人满座,马步芳态度洒脱,随说随笑问我:“朝过麦加圣地么?”我回答:“朝过一次。自己的宗教遵守还不够,将来再去一次。”马对我“再去一次”的说法,大笑起来。因为做为一个伊斯兰教徒,对朝觐圣地只有忠诚笃信。再去一次,就掩盖了严肃的意义。但在会见的整个过程中,还不是处于窘迫的僵局,我在思想上自然很轻松的。我既不能因环境难处而回去,就只有适应环境。我看到自己的服装和大家不一样,就把原来的西式皮大衣和水獭帽换成兰哔叽制服和藏羔皮冬帽。一举一动,也模仿着他们。开始还不习惯,日久成为自然,这就从服装和行动上与大家打成了一片。我表面上是这样的装憨,事实上随时检查自己,警惕自己,更加小心翼翼。马步芳渐渐察觉到我的言行谨慎,观感一新。我由初来很难见到马步芳,转化为经常可以接触,并且与省政府委员、厅长混在一起。朱家骅系的王文俊也不那么孤立,我从中替他做了些工作,每逢召开大会或宴会时,王也被邀参加。朱家骅为壮大自己在青海的派系,发表王文俊兼任省党部执行委员。王与朱家骅的关系比我密切,我帮了他,他也帮了我。我有些事不好向朱直接说,王却替我转圜。有时我遭到非议,王为我遮风挡雨,得到了朱的谅解。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两句话:“以党统政,以政统军。”其实这是一种讥笑的说法而已。特别是青海的实际情况正好倒转过来,枪杆子的力量高于一切。马步芳是唯一的独裁者,所有重要部属,都是他在军队中培植起来的。省政府的委员和各厅厅长,是马步芳一手保荐的,国民党中央不可能另派一个人来。虽有个别人来担任厅长,也是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渠道和渊源。省党部领导人员,名义上国民党中央派遣,实际上也是由马步芳控制,既不能与军队骨干相比,也与省政府人员有很大的悬殊。在我任省党部书记长期间,似乎与厅局长处于同等地位,但仅仅是个表面现象,聊以备数罢了。因此有些人不甘寂寞,虽想挤到省政府去,那是极不可能。因为那些地位不是随便安排人的。马步芳是省党部执委会主任委员,他不经常到省党部来,可也不是大撒手不闻不问。处理重要公文的时候,必须要向他请示,得到他的点头。他没有固定性的办公时间和地点,只是一听到主席办公,我便收拾公文,急忙跑到预定的地点,或是省政府,或是军部,或是其他地方。此时各部门的负责人,按着次序,将应办公文内容读给他听,根据他的意见,一一写好,然后签上他的私章,归来后再分别处理。省党部的经费,每月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汇出,但由马步芳控制的军部财政单位经手,然后转到省党部。我们只是领自己的工资,无权过问全部经费,也不敢过问这些事。我的处境虽比初来时好得多了,但没有摆脱内部人事的排挤。当时省党部只有我和王文俊是属朱家骅系的,大多数是CC系分子马绍武、谢士英、郭学礼、李洽、翟玉航等。除翟是田昆山的部下外,其余出身于中央政治学校,以马绍武为首脑。我和马派系不同,由于都是回族,初期相处还好,否则早被排斥出来了。李洽、谢士英挟有回、汉成见,对外来的派系不同的回族书记长,看成眼中钉,不断造谣中伤,我只得泰然处之,免却了滋生事端。马绍武是执行委员,同时抓住监委会工作,自立一个办公室,依靠亲信,随时在盘算我。大部分职员是CC系分子,或接近他们的,只有极少数人超然无派。省党部工作既为CC系包办,我这个书记长就成了孤立无依的光杆人物,无能为力。事情还不至此,又引起了另外的奚落,省政府公然通知我每天早晚带省党部成员到小教场(今省人民政府)举行升降旗礼。后来马步芳停止了我们这个风雨无阻的差使。时间长些了,我的社会地位有了变化。那时青海政治局面的特点,谁能接近马步芳,谁就能活跃起来。马绍武想不到我和马步芳的关系由冷淡而亲近,更引起了CC系对我的戒备心理。我为什么做到了这一步,主要是向国民党中央送工作报告,或对外通信,一贯是替马步芳吹嘘,从来不说他的坏话。那时省政府秘书处派员经常检查邮件,积时一久,马步芳觉察到我的作为,对他有利而无害,开始信任了。我就听到马步芳对人说:“老薛是个好穆民,是我们团体里的人。”说真的,我的主导思想是,国民党中央利用我“以回制回”,我却做到了“以回帮回”。更重要的是,马步芳知道国民党中央内部有派系的倾轧。马绍武自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举足轻重,未免恃宠而骄,使马步芳恐其故弄玄虚,老大不安。现在朱家骅系的政治路线在青海对抗CC系,显然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乐得为我所用。这也说明朱家骅系在青海不能发展和难以发展的情况下,才得到存在和活动的根本原因。
  
  三
  
  朱家骅系在青海站住脚了,而且渐渐走向稳固的地步,朱家骅是很高兴的。为了壮大力量,又派来李燕云担任省党部执委会执行委员。李的父亲本是老牌CC系在河南的一颗重要棋子,可是他接近朱家骅,却变成了朱家骅系的分子,他为朱家骅奔走效力,经常攻击在青海的CC系,以标榜朱家骅系与CC系的对抗。这种情绪偏激的做法,给CC系以可乘之机,成为朱家骅系在青海与CC系斗争中形成不利趋势。王文俊那时以学者的姿态,不露锋芒,看来相当无事,其实也是马绍武攻击的目标。我对派系斗争本来不感兴趣,而且抱有自己的打算,尽可能地避开正面冲突,但也逃不出马绍武攻击的视线,处境自然是相当困难的。
  
  朱家骅系在青海的对手马绍武,在二陈和马步芳双重背景之下,充满个人野心。马步芳对他既倚重,又警惕,马绍武为稳住自己的阵角,虽不断对马步芳表示忠诚,但他凭借的二陈后台,始终使马步芳不那么放心。他的帮手郭学礼、谢士英、翟玉航、李洽等人,也同床异梦。郭、谢、翟平时虽然一味服从,一旦牵扯到个人的利害,做法又各不相同。李洽这个人变化无常,危险性大,我们既设防,马绍武也认为不可靠,对李警惕。马绍武由于唯我独尊,先后把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书记长,都运用陷害伎俩排挤出去,闹得不欢而散。因之,许多人认为马步芳一关好过,马绍武一关难过,没有人敢于再来青海。朱家骅系的其所以插足青海,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马绍武本身形成的弱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这样,马步芳乐得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就利用朱家骅的对抗力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当时国民党在青海的派系,如上所述的CC系、朱家骅系,还有一个复兴社。复兴社主要是企图渗入到马步芳的军队中去,可是马步芳的部队始终保持着净化的特点。复兴社在青海的分子,不论资历和实力,都是微不足道的,没条件也不可能混进这个封建军阀的部队里去。据我了解,最早来青海的复兴社分子是原春辉。原是河南人,在青海逗留的时间相当长,只是在省党部担任了一个科级职务。在职期间,既受到CC系那时任特派员方少云和书记丘咸的排斥,也为马步芳所蔑视,可以说庸庸碌碌,聊以备数。后来三民主义青年团青海支团部成立,在王诚系的支持下,原勉强担任了该支团部监事会监事长。那时全国范围内的三青团组织,大都是青一色的复兴社分子,唯独青海三青团的组成人员却复杂得多。干事会干事长本应复兴社成员出任,可是由朱家骅系的王文俊担任了。朱家骅系在CC系的攻击下,就与复兴社联合,复兴社分子以势孤力单,自然拥护王文俊的号召。马绍武是CC系在青海的魁首,设法又把CC系分子塞进支团部,占据了科长、秘书以下的职位。其中也还加杂了些马步芳地方系统的昆仑中学系的分子。由于人事的复杂交错,马步芳能随时获得该团的内部活动资料,从而了解到该团有一股反对他的潜在势力,为时不久,便利用改组机会,终于由马继援担任干事长,刘呈德担任监事长,把三青团青海支团部控制起来了。复兴社在青海的工作人员,还有贺衷寒派来的哈世昌。哈是江西人,回族,贺想利用哈与马步芳同族同教的关系,派为马步芳领导的第八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哈资历浅,到职后马步芳便把他安置在府门街文昌宫一座古庙里,只能驻在城里,不准与部队接触,随之转而向市面开展社会宣传工作。贺衷寒来青海视察时,对马步芳婉言劝说,要求政治工作的中心是部队,让哈到驻军区的东郊乐家湾工作。马步芳遂令哈将政治部迁往乐家湾军区,派士兵在僻静处修建了居住的一处大院落,无形中把这个政治部拘禁住,即使哈世昌本人因公入城,也得向军部参谋长请假,开具出入证,才能行动。对政治部官兵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了。社会工作既已停止,部队工作又无从谈起,哈世昌犹如笼中之鸟,无可奈何,为求自己的安全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多次向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叙述苦衷,曾就批准哈以原级的中校主任,佩戴了少将的符号,马步芳对哈更加憎恶,迫使哈世昌不惜卑躬屈节,与马步芳的独子马继援订为金兰之交,使其更不能摆脱马步芳的挟制。随后政治部主任一职,马步芳另派人取而代之。又有一个姓黄的湖南人,被派到部队来工作,马步芳大事招待一月之后,派人送去一份重礼和路费,黄赶忙离开西宁了。另有一个复兴社分子金在冶,任职第八战区司令部少将专员。他经常来青海了解少数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族的情况,引起马步芳的注意。金身材瘦小,马对人说:“要留神这个鬼头鬼脑的小人。”金感到困难重重,一去不复返了。马步芳部队扩编为第四十集团军之后,接近白崇禧的安舜任参谋长。我和他早有认识,也是有“以回帮回”的想法。但马步芳对他采取恭而敬之、避而远之的措施。安牢骚满腹,某次在司令部叫嚷“小事不让我知道,大事还不让我知道么?”有一次他从重庆归来,带有蒋介石致马步芳的一封亲笔信,更引起了马步芳的戒备,对安益加防范,处处疏远。马步芳政治地位的步步上升,白崇禧起了很大作用,马也感激不尽,有时虽遭到白对他的训斥,也是敢怒而不敢言,马深信白为壮大势力,是不会摒弃他的。这种彼此内心的密切联系,勾成了白、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可是蒋介石对马步芳另有看法,马也是时时忧虑,提心吊胆的。蒋介石嘱托马步芳重用安舜的这封信,反而无形中加速了马步芳对安的排斥。随之对安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马步芳的部属嗅觉极其灵敏,谁都不敢再接近安,安陷于孤立,只好由乐家湾搬到城里暂住,以致穷到连自己用的军马也卖掉,他苦闷极了,常到我处来遛,就有人说安是朱家骅系的人。马本来对朱家骅系并不在心,但这样一来却不能使他不忐忑不安。
  
  四
  
  谈到我在青海时期的国民党党务活动,先从已往的情况说起。过去的所谓征集党员,只是一纸命令,以学校为例,如中等学校的校长、教员和学生,基本上都是党员,可是党和党员的关系,只能说漠不相关,毫无联系。区分部的组织虽有,但很少开过会议。政府机关也有国民党的各级组织,更是徒具其名而无其实。就是省党部本身来说,也不重视党的会议。省执监委员当作官做,干部当作吃饭碗,犹如一处普通的衙门。至于缴纳党费,仅仅是个纸上空谈。凡是军政等等机关人员任职,按规定必须具有国民党籍,于是填一表格,就算入党。
  
  省党部处理党务,对上级下达的重要文件,往下一转,不重要的例行公文就搁置。只是每周规定的“总理纪念周”仿佛宗教仪式般照例举行,只有在这一点上才看出一些党的气氛。省政府每周也举行扩大纪念周,那是召集所属直隶单位的职员,传达或宣布政令。我起初到职后,很想振作一番,可是各方面阻力很大,这种想法便冲淡了。我又有自己的个人抱负,一心打算倒在马步芳的一边,这就必须以马首是瞻,叫我做啥我就做啥,什么是党务,倒不关心。这样一来,果然一帆顺风、得心应手,马步芳经常把我当做座上客了。每逢举行扩大纪念周,或节日纪念会、庆祝会,马步芳以党、政、军领导身份主持。他自己从来不在会上讲话,只把准备的讲稿由省政府秘书长宣读。以后改由我宣读,并在事前让我根据他的意图,拟定稿件,久而久之,这些事成了我的专差。别人说我能取得这种优越待遇,是很难得的,已往担任省党部书记长的,只是静悄悄地站在马步芳的后面,现在我能在群众大会上出头露面,并且成为马步芳发号施令的代言人,真是了不起的。每逢宴会,常常应邀坐在较高的席位,使人们都很惊奇。中央派来的大员或贵宾到青,大半指定我去招待,别人是不能到前面去。其实省政府的委员厅长们,不愿在这些事情上和我争上下。因为这些差事是可怕的,一旦会上念错了讲稿,或是接待中说错了话,如何担当得起?所以,在这些场合里,别人不但不争,反而会催促我去干。一时有人嘲笑我说:“开会当主席,赴宴坐首席,吃席不还席。”当然我在党务上无能为力,也就逢应马步芳的许多措施,自己乘机活跃起来了。因此省党部的声誉也就提高了一步。马步芳为摹仿广西李、白而大搞“六大中心工作”(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推广识字、修筑公路、厉行禁烟,积极造林),我就相应地办“民众识字班”,协助政府植树造林。还设“毛织物传习所”,集合一些家庭妇女,学习编织工艺。又设立了“商民训练班”。我也担任“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的《历史》和《公民》课的教官。我的行动,总算是与马步芳合在一起了。从这时起,我在青海政治活动中迈开了脚步。有次湟川中学发生了风潮,学生竟将训育人员捆起来,王文俊一怒之下,向马步芳汇报了,马立即派省会警察局逮捕了学生十五、六人,一时喧嚷说抓住了共产党人,情况紧急。王对被捕学生非常担心,慌了手脚,后悔不该鲁莽从事,立即找我商量营救的方法。这件事在当时是件重大事,如真的把这些学生当做共产党人看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结果我只好受王的委托,忧心重重硬着头皮去见马步芳。机会还好,正赶上马步芳高兴的时候,谈起湟川中学的风潮,马很气恼地说:“居然闹到这里来了。”我就这样回答说:“学校闹风潮是常事,我们回教促进会办的学校不闹风潮,不是很好么。湟川中学的风潮,我们何必管。管了反落了压迫青年的恶名,实在不值得。”他认为我替他着想,很以为然。就通知警察局释放了被捕学生。第二天,十几个学生到我处来致谢,我劝他们要安心求学,不能再闹了。其时省政府秘书长陈显荣势力煊赫。陈是循化人,小心谨慎,绝对服从,是马步芳一手提拔,认为最可靠的亲信人。可是陈心胸狭隘,不能容人,为了奉承马步芳的意旨,损害和得罪了不少人,树立的冤家很多。其时,马继援为首的少壮派,为向党政方面发展,势必走上倒陈的一途。马绍武为向马步芳与陈争宠,暗地里招纳反陈的人,向陈攻击。马步芳听到对陈的风言风语,并未置信,始终认为陈是忠于自己的,更加信赖。马绍武极度恐慌,觉得不打倒陈显荣,必然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垮台。省政府内部出现了剑拔弩张的情况。财政厅长马丕烈不愿陷到火坑里去,辞职回临夏家乡。马继援的代理人青海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冶成荣,为了给马继援打天下,把打击目标集中在陈显荣身上,不谋而合地与马绍武采取一致行动。马绍武正在窘促的时候,有了冶成荣一系生力军的冲锋陷阵,形势大变。马步芳为马继援着想,将陈显荣调为财政厅长,不久又由冶成荣接替。陈显荣失败后,退居家园。这时,不但西宁和各县的人们将陈骂成一片,就连蒙藏王公千百户,也毫不顾忌地公开责斥陈的恶迹。朱家骅系和复兴社在这一矛盾中,深恨陈显荣曾对朱系和复兴社打击中伤,但都无力报复,乐得坐山观虎斗。不过朱家骅系中的我,是个回族,对地方系少壮派冶成荣表示了很大的同情,积极支持。这也是我个人的行为,不能说是朱家骅系的活动。
  
  朱家骅系在青海活动的饱和点,是朱家骅本人曾到青海的那一次。这次朱、马几度倾谈,奠定了政治上的相互关联。当然他不是突然来的,我从中先作了一番拉拢,再经过朱、马不断书信往返,互相标榜,酝酿成熟。当朱到青海时,受到马步芳的热烈欢迎,党政军头头郊迎十里,马步芳本人也出郊迎接。欢迎会上由我代表马步芳致欢迎词,朱感到十分满意。之后,蒋介石来青视察,马步芳小心侍候。他和马步青亲自警卫,街道摆满花盆,十分隆重。某日深夜的时候,蒋把我叫到省政府二堂。我见蒋时,他态度极为严肃,向我问青海各方面的情况,我一一替马步芳效劳,夸大青海实施六大中心工作的成绩。蒋随之勉励我在青海安心工作。在旁的有关人员,听了我向蒋吹嘘马步芳,便去向马汇报,更加使马步芳引我为知交,一再表示好感。也就是这个时候,我难免被CC系进一步地嫉视。
  
  五
  
  国民党在青海的派系CC系、复兴社、朱家骅系,虽是尔虞我诈,纵横捭阖,但后来为新兴的地方系少壮派所压倒。少壮派的核心是以马步芳独子马继援为首的昆仑中学系(简称昆中系)。这一派是以回族青年骨干分子为基础,结合地方上的其他势力,形成了一个后起庞大政治组织,气势煊赫。它的重点是以军队为主体,进而向党政方面发展,是马继援政治资本的重要工具之一。昆仑中学原名青海回族教育促进会会立初级中学,不久升为高级中学,简称“回中”。陈立夫是最典型的大汉族主义者,一味否认国内各民族的地位,尤其对回族成见更深。看到马步芳在回中讲文讲武地培植实力,他如何放得过。陈适任教育部部长,为抑制马步芳利用回族中学培养实力,先从观念上改变起见,乘白崇禧来青,通过白让马步芳改换校名。马极为不满,又不好驳回白的建议,便召集高级人员商议,当时提出不少名称。省政府秘书长陈显荣以西宁的旧称是西平,主张用“西平”字样,马步芳便忿然说:“西平,西平,还要平老回回么?”我想马步芳的民族性很强,要是马鸿逵,早就不费周折。因马鸿逵是一心迎向国民党中央意旨,一再申明自己是汉人信教。后来我提出改为昆仑中学,便得到马的赞成,这个学校就由回中改为昆仑中学,昆仑中学虽不以回族命名,实质上是马步芳培养回族青年的大本营。1943年,马步芳的长兄马步青由甘肃河西调防青海,任柴达木屯垦督办,但他俩在政治军事上不断发生矛盾,马步青以处于马步芳控制之下,无聊已极,伙同西宁商会会长赵墨林和阿訇杨大师傅贩卖鸦片烟。那时青海的商务都被马步芳一手垄断,既使马步青是个亲长兄,也不能染指。马步芳对这件事非常愤怒,就将赵墨林、杨大师傅抓起来,并下令挨家挨户搜查鸦片烟和烟具,闹得满城风雨,人人不安。马步芳在会议上谈起这件事,怒容满面,言语激动。与会人士哑口无言,都为赵、杨焦急。按照已往情况,当马步芳对某个人盛怒之下,别人不能求情。如果这样做,那个人就会提前保不住生命。会议散了,赵、杨的好友马腾云立即找我说:“主席(马步芳)当客人看待你,我们不敢说话,无论如何为难,总请你营救一下。”我被催促不过,就到省政府向马步芳进言:“青海是一个以不种烟、禁吸烟而著名全国的省份。赵墨森等人的贩烟,是很不光彩,但万不能传到外省去,以损害我们的声名。”他认为很有道理,就问采取什么方法处理?我为化大事为小事,建议设立一个烟民戒烟所,把赵等留在所里,并制定烟民戒烟的办法,限期肃清市面上的贩烟、吸烟,保持我省厉行禁烟的名誉。马步芳随之叫我在省党部去办,赵、杨两人就因此而开释,化凶为吉。这样一来,社会上就夸大说我是马步芳最信任的人。可是CC系马绍武借此唆使党羽,到处造谣,说我接受了赵、杨的贿赂,其实我与他们没有联系。1944年国民党中央以抗日为号召,举办知识青年从军,按规定,马步芳兼任青海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总队长,我和王文俊兼任副总队长。青海知识青年立即响应从军,踊跃报名,盛极一时。马步芳向来认为拔兵是一件难事,现在居然大批学生自动应征,出他意外。马绍武就乘机散布说我“有野心,白崇禧、朱家骅是后台。”还对征集青年军一事,说我和王文俊扩充势力。
  
  这样今天说,明天又说,不由得马不疑惑,果然马步芳开始对我改变了态度。那时不能说马绍武一味排斥我,有次他还利用宗教情感来拉拢说:“我们总是谈不到一起,存在着差异,何妨你还是改换个‘门宦’(系伊斯兰教派之一的称号吧”)。意思是叫我脱离朱家骅系,加入CC系。我就断然拒绝说:“不必谈这些问题,还是各行其是好。”这就更加激起了马绍武的对立。在CC系马绍武包围马步芳、矢志攻击我的情况下,平素相熟的许多人也和我疏远,不敢再接近。果然,迹象完全暴露出来了,过去能出席的许多会议不让我参加了,马步芳和我见面时,也不像已往那么自然,情况越来越不顺利,我深深后悔不该到青海来工作。恰恰事不凑巧,朱家骅离开中央组织部改任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继任组织部部长,这就从根本上使朱家骅系在青海不能立足。马绍武指挥CC系分子,无孔不入地猛打穷追,朱家骅系在青海顿时孤立。三青团中央团部发表我为青海支团部干事会干事,我参加就职典礼。马绍武又进馋言,马步芳便恼怒了,环境更加险恶。不久,陈立夫派CC系骨干刘真如来青活动,就在省党部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在马步芳的默契下,由马绍武一手摆布,而我虽是一个书记长,却只作壁上观。结果朱家骅系的我和王文俊及李燕云都落选了。
  
  我们既已落选,本应立刻离开青海,也有些人不让我走,但不走已不可能,几次去见马步芳告辞,他都避不见面。我向省政府秘书长马骥表示坚决离青,过了几天,马步芳派财政厅厅长冶成荣陪送我到兰州,自是结束了我在青海的一段党政生活。王文俊、李燕云以及原春辉和穷极无聊的安舜,也先后离开青海了。后来听说马步芳对朱家骅系的离青,认为是失了着。本来他对国民党中央是采取多路线的,由于朱家骅系、复兴社的不能立足,却成了单线的CC系,是很不合适的。可是无独有偶,CC系马绍武一派,终于在地方系少壮派冶成荣等人的攻击下,在党务和政治上都让位于少壮派。CC系在青海的活动名存实亡,已无能为力了。我们回到重庆后,王文俊和我去见朱家骅,朱安尉说:“你们在一段时间里还是有成绩的。”白崇禧听到安舜离开青海,失掉了一着棋子,气愤地说:“我帮了他(指马步芳),他倒对我过不去了。”事实上马步芳是笑骂由你,事情我自为之而已。(1980年3月)
  

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隆重开幕
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
仁青加主席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仁青加主席作常委会工
罗朝阳副主席作提案工作报告
罗朝阳副主席作提案工
住青全国政协委员视察我省高速公路建设
住青全国政协委员视察

 

 

 

·省政协领导看望慰问塔尔寺僧众
·政协办公厅2017年度部门预算公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青海省
·各媒体全景呈现“两会”盛况
·政协委员提交提案第一天
·写在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即将召开之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省政协召开立法协商座谈会
·省政协举办第十四期“政协讲坛”
·省政协举行十一届二十二次常委会议

 
 
西宁市政协  海南州政协  海西州政协  海北州政协  果洛州政协  黄南州政协  玉树州政协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办公厅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五四西路1号  未经允许 不得转载、复制或镜像
青ICP备11000194号